由家庭的孝悌扩充到普天之下，使天下人子皆知敬其父，人弟皆知敬其兄，臣子皆知敬其君，皆可以归结到一个敬字。
[77]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为政》，《十三经注疏》，第2464页。例如，荀子指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52] 管仲这些表现，之所以为不知礼，归结为一个字：僭，即以大夫之位，而僭诸侯之礼。另一方面又说：礼：王者将祭，必择士助祭，故四方诸侯并贡士于王，王试之于射宫，若形容合礼，节奏比乐而中多者，则得预于祭，得预于祭者，进其君爵土。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谓无争。[12] 因此，孟子明确表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种客观效果之仁也是大可商榷的，因为从历史事实看，管仲与齐桓公政治活动的客观效果，在理论上就是法家的兴起，在实践上就是通过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而否定王权大一统，而走向皇权大一统。
按照孔子的态度，结合历史的事实，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人君别内外于门，树屏以蔽塞之。打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视野，一个根本前提是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应该而且可以被超越的。
留下者，对待新中国有从不认同转为认同的，也有一直不够认同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传承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为优越，另一方面源于他受马克斯·韦伯影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此种割裂政与学的立场，与余英时割裂教与学类似。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韦伯痛苦地承认，在新教伦理的理想主义火焰燃尽之后，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尼采式末人世界展现出来，人类将普遍为密不透风、无所逃遁的现代官僚制铁笼所统治。
在中国日益强盛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沐浴在基督新教或金钱拜物教圣光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已有深刻反思与批判的情况下，新儒家心心念念要开出的新外王早已不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从卢梭、尼采到海德格尔，均在试图借助西方古典文明解决现代性问题时，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对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打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视野，一项重要工作是要从中华文明的特质与生机中发掘有助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因素和潜能。
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摧毁封建主义旧制度、释放人身和思想自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已进入烂熟阶段，但总体上仍占支配地位，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大多与其有关。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倡言中国人应对自己的文化前途怀有自信，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复次，新儒家对儒家思想及中华文明的解释多有歧异，其视野受到种种现代思想及意识形态遮蔽。
它在进入中国后，又因应中国实际情况，在与中华文明交融中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徐复观看来，性善论正是接引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
此种割裂政与学的立场，与余英时割裂教与学类似。言下之意，儒家文化也是可以联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并非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且名教纲常早已废除。今天，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而言，这一运用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控制环境的过程，既是不断提高生产效能、累积资本、锻造民族国家的过程，又是不断扩张、把世界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他传承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为优越，另一方面源于他受马克斯·韦伯影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在回答能否从中国儒家传统开出新外王、实现现代化之前，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谁之传统？何种现代化？在大陆即将解放之际，第一代新儒家中有愿意留在大陆的，也有想方设法出走的。比如，钱穆早年就一直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为蒋介石所用。
留下者，对待新中国有从不认同转为认同的，也有一直不够认同的。它要求摆脱以文化反抗文明的怨恨心理和以古非今的傲慢态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从人类文明（自然包括中华文明）中发掘有助于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因素，构建以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的新型现代性。
余英时试图从儒家伦理发掘商人精神，就是典型例子。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已有深刻反思与批判的情况下，新儒家心心念念要开出的新外王早已不是理所当然的了。
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定向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选择，开创一种新型现代性。他进而断定，熊牟一系企图建立的是涵盖一切文化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教， 而不是知识性的学。
后来，他在《政道与治道》中深化此说，以贯通内圣（良知、道德理性）与外王（科学、民主）。相较之下，第二代新儒家已乐于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理解儒家思想，第三代新儒家中不少人更是直接皈依西方自由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即使没有丧失，也要大打折扣了。其次，新儒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偏见，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一点应予正视。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局限，势必导致其无法想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可以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出走者，有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斯宾格勒同样看到已度过创造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走向没落，弗洛伊德干脆专注于挖掘文明的阴暗面及其对人性的压抑，海德格尔在技术统治的茫茫黑夜沉思存在及存在者的解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径直把矛头指向启蒙理性并从美国社会看到其已走向自己的反面，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政治哲学重新开启古今之争。
如何在多元视野下构建比资本主义现代性更好的现代性，如何在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更高层面思考中国与人类的未来，这样的问题早已摆在新儒家面前。唐、牟、徐等为第二代新儒家代表。
而张灏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及宪政民主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儒家成德的乐观精神和理想主义恰是中国传统开不出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思想症结。实际上，钱穆虽未留过洋，但在推崇中国文化时一直保有比较文明视野，对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文明颇多洞见，同时一直坚持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性。
新儒家中不认同新中国者，主要出于思想认识方面，同时也难免混杂着政治原因。可以说，20世纪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无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展开批判。在他看来，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所作所为大概是以夷变夏，故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出走香港，后来又赴台湾。唐、牟、徐均为熊十力弟子，熊牟一系往往被视为新儒家正宗。
新儒家向往的新外王尤其是科学、民主，虽然被视为普遍主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只是近代西方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产物，已不断偏离科学、民主的本义。最后，新儒家应立足中国现实，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自我宣称的普遍性，与它发源于西方文明这一特殊性之间显然存在矛盾。这仍是把资本主义现代性视为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圣地。
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深思：如果资本主义现代性本是西方文明结出的果子，并且越来越成为苦果，那如何能够从西方文明中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道？ 重启古今之争，从西方古典文明中寻求治疗现代性疾病的药方，似乎是一个重要思路。从晚清辜鸿铭大谈中国人的精神，到国粹派的固守乃至反动，那种对民族文化的自豪自傲中透出的不甘与激越，或可视为新儒家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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